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積極傳播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傳遞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的觀念，倡導忠誠、責任、親情、學習、公益的理念，推動人們在為家庭謀幸福、為他人送溫暖、為社會作貢獻的過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風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為什么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怎樣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化了我們黨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認識。新征程上，我們應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弘揚好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不竭精神動力。

一、充分認識弘揚好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意義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優秀思想理念、道德觀念、行為規范等的總和。它關乎個人修身立德、社會和諧有序和民族精神傳承，對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和現代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素養，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承載著中華倫理文化的基因，是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重要來源，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資源，為公民個體在家庭生活、職業發展、社會交往、個人修養等方面提供了豐富的道德指引和行為準則。弘揚好傳統美德，有助于公民明辨是非、知榮明辱、心存敬畏，培養仁愛之心、誠信之德、責任之感、羞恥之心等基本道德品質。這些品質既是構成健全人格和高尚道德素養的核心要素，也是理解、認同并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生動力。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因此，只有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使其煥發持久生命力。

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建設和諧社會。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價值取向日趨多元、利益訴求更加多樣，各類矛盾風險交織疊加，給社會治理帶來一些挑戰。在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既要采取制度化的法治手段，也需要運用非制度化的德治力量。弘揚好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便是德治力量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內部矛盾要用調解的辦法解決。六尺巷體現了先人化解矛盾的歷史智慧，要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場所，發揮好中華民族講求禮讓、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作用，營造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環境。”當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真正融入社會矛盾調解和基層治理中時，就可以更好地引導人民群眾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和公共意識，化解矛盾、促進和諧，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為社會穩定和國家發展奠定堅實的道德和精神基礎。

有利于筑牢民族精神根基，增強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代代相承的優良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積淀著中華民族豐富的精神追求和實踐智慧。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通過經典文獻確立哲學根基，經由家風家訓、節日儀式、歷史典故代際傳遞，形成民族集體記憶的核心載體。這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深深烙印在民族文化的基因圖譜中，成為其最核心的遺傳密碼，賦予個體“我們是誰”的身份認同，使個體在傳統倫理坐標系中找到身份歸屬，確立文化主體地位。更為關鍵的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通過現代性轉化，在應對社會治理、倫理建設等現實挑戰中，展現其動態發展的文化生命力。這種基于歷史傳承與現實實踐的文化自信，既非文化本位主義的自我標榜，亦非虛妄的優越意識，而是植根于五千年道德實踐積累的文明資源，從而構筑起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軟實力根基。

二、深刻把握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豐富內涵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豐富內涵，可以從道德責任、道德情感、道德義務、道德理想和道德實踐等5個方面深入挖掘，既解析其在不同社會場域的制度化表達，更領悟其貫通古今的精神脈絡與當代轉化價值。

在道德責任方面，重視整體利益，強調責任奉獻。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發展演化中，我們始終強調整體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先秦時期，我們的祖先就提出了“以公滅私”“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臨患不忘國”的規范性要求，強調以公義戰勝私欲，要求社會成員奉公盡忠、“致忠而公”，弘揚“天下為公，公而忘私”的思想。“公忠”之德的最高表現就是要胸懷天下，為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而無私奉獻。“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這些都表現了胸懷天下的道德責任，強調個人對國家的深厚情感、忠誠與奉獻精神，要求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統一。這些道德規范和價值理念既是我們治國理政經驗的智慧結晶，也是新時代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道德情感方面，推崇仁愛原則，注重以和為貴。推崇仁愛、崇尚和諧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在道德情感方面的高尚品德。孔子將“仁”確立為最高道德原則，“仁者愛人”，其內涵由親親之愛推及“泛愛眾”，體現了道德情感的普遍化潛能。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從人性論層面論證了仁愛的內在根基。從仁愛精神出發，古人強調社會和諧。“禮之用，和為貴”揭示了禮制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和諧。“和而不同”則辯證地指出和諧并非無差別同一，而是在尊重差異中尋求動態平衡。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同樣指向宇宙與社會的和諧理想。“仁”與“和”是相輔相成的，仁愛是達致和諧的情感基礎與內在動力，和諧則是仁愛精神在社會關系層面的外在實現與理想狀態。兩者共同構成處理人際關系、群己關系乃至天人關系的核心倫理準則，也成為新時代倡導團結互助，建立友愛人際關系，追求和平共處，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道德義務方面，規范人倫關系，注重義務承擔。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每個人在人倫關系中的地位及其價值，強調個人必須根據規范的要求來盡自己應盡的義務。孟子明確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傳統社會提供了基本的人倫關系框架。每一倫都規定了雙方特定的道德義務，形成互惠性的角色倫理規范。“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將家庭倫理（孝悌）視為實踐“仁”德的基石。這種“親親”原則的優先性，體現了倫理實踐由近及遠、由家及國的擴展邏輯。在人倫網絡中，個體首先被賦予的是與其身份角色相對應的道德義務，而非強調個體權利。這種基于身份角色的義務論導向，是傳統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倫理保障，也是新時代涵育家庭美德、弘揚優良家風、營造良好道德環境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道德理想方面，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主張在物質生活基本滿足的情況下應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實現看作人生諸多需要中最高層次的需要。儒家“內圣外王”追求將個人道德完善與社會責任擔當融為一體；“君子”以“喻于義”“坦蕩蕩”“成人之美”等為特質；“圣人”是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化身，代表道德修養的最高目標。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與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境界，彰顯了超越物質困頓、追求精神內在滿足的價值取向。這些也是新時代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培養自律自強個人品德、引領道德風尚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道德實踐方面，強調道德修養，注重道德踐履。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大都認為，在修身養性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社會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轉換為自身的思想品德和行為實踐，通過切磋踐履不斷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正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內修”功夫是成就德性的根本途徑。傳統倫理不僅強調“知”，更重視將德性外化為行動。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強調“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反對空談道德。朱熹的“格物致知”最終也指向“力行”。在無人監督時保持謹慎，如“君子慎其獨也”，克制私欲，如“克己復禮為仁”，體現了道德修養的高度自律性與內在超越性。這種持續不斷的自我砥礪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時代推動道德實踐養成的重要思想來源。

三、積極推動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發展

弘揚好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需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努力使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

構建美德教育的協同機制。美德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應通過學校、社會和家庭的協同育人，使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真正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成為全體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實踐的鮮明標識。學校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教育的重要場所。通過思政課程、課程思政、校園文化活動等系統化的美德知識傳授，提升學生知識修養和明辨善惡的能力，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道德觀。社會是踐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場域。用好用足各地豐富的德育資源，抓好重要傳統節日、重大節慶和紀念日，采用儀式操演等形式，鼓勵人們廣泛參與其中。家庭是養成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起點。通過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幫助家庭成員從小樹立正確道德觀念，自覺樹立良好家風，積極踐行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

健全德法協同的保障體系。推動道德與法律的協同作用，是實現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從倫理倡導向社會秩序轉化的關鍵。德法協同保障體系的本質是法律與道德的共生演化，法律通過強制性規范為美德實踐創設制度基礎，美德則借助文化認同提升法律遵從效率。在法律層面，完成美德價值的系統性內化。通過專項立法固化核心美德要求，在司法裁判中援引傳統倫理作為釋法說理依據，使美德獲得制度性保障。在政策層面，建立德治效能強化機制。將道德標尺嵌入行政監管體系，推動榮譽表彰與經濟激勵同行并舉。在基層實踐層面，推進規范融合創新。通過司法程序賦予鄉規民約強制效力，建立公民道德檔案并納入社會信用管理體系，實現德治與法治的功能互補。這些舉措不僅有利于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更有利于在法治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創新傳統美德的現代傳播。在價值詮釋方面，構建傳統美德的現代性話語體系，在保持“仁愛”“誠信”“和合”等核心倫理精神的前提下，運用影視、數字藝術、交互游戲等媒介形式進行符號化轉譯，以此突破代際審美區隔。這個過程既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對價值本體的解構風險，又要規避文化保守主義導致的傳播僵化。在技術賦能方面，數字媒介重構了美德教育的感知參與機制，借由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元宇宙場景構建、算法推薦系統等技術路徑，可以實現從單向灌輸到沉浸共情的傳播范式轉型，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價值傳承提供符合數字文明特質的解決方案。

注重美德行為的實踐養成。在家庭場域通過代際互助培育責任倫理，在職業空間借由行業準則形塑專業德性，在社區公共領域依托共享機制強化共同體意識，建構日常生活場域的倫理實踐嵌入體系，并通過志愿服務、扶貧濟困等結構化行動場域，促使參與者在利他實踐中實現道德認知內化。同時，發揮儀式的教育功能，通過規范的成人禮、婚禮、祭祀禮等儀式活動，傳遞尊老愛幼、感恩責任、慎終追遠等道德觀念；發揮榜樣的示范作用，大力宣傳道德模范、身邊好人、最美人物等先進典型，用典型事跡激發人們的道德情感和行動自覺。把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融入日常、貼近生活，達到“日用而不覺”的效果，使孝親敬長成為家庭的自然氛圍，誠信敬業融入職業的本能反應，鄰里互助化作社區的溫暖底色。這既是個人德性養成的必由之路，更是構建和諧社會最堅實的倫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