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要認真踐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堅持城市內涵式發展”作為主線，將“推進城市更新”作為重要抓手。這標志著中國城市發展從過去追求規模擴張的“外延式發展”，全面轉向注重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性的“內涵式發展”新階段。這一歷史性轉變既需要深刻的理論指引，也需要回應現實的時代命題，更呼喚先行地區的實踐探索。

人民城市的理論根基

“人民城市”理念的形成與發展，既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又吸納了人類城市文明的先進成果，呈現出從傳統“民本”思想到現代“城市權”概念的創造性融合與升華。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理論之基。中國自古以來便有豐富的民本思想遺產?！渡袝分小懊裎┌畋?，本固邦寧”的論述，確立了民眾在治國安邦中的根本地位。儒家倡導“仁政”與“惠民”，主張統治者應體恤民情、關注民生，如孔子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將民眾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傳統的民本思想本質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理念，雖然強調重視民生，但并未賦予人民真正的主體地位。直至現代，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民本思想，將其與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相結合，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從“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根本性轉變。

西方城市理論中的城市權是他山之石。20世紀中后期，西方城市理論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城市權”概念。法國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在1968年首次系統闡述這一理論，他指出城市權不僅是居民使用城市空間的權利，更是參與城市塑造過程的集體權力。大衛·哈維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概念，強調城市權意味著城市資源生產和分配的公平性，特別是邊緣群體對城市決策的介入權利。

人民城市理念是中西融合的理論創新。人民城市理念實現了中西理論的創造性融合。它既汲取民本思想重視民生的精髓，又吸納城市權理論強調權力參與的內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首先，在價值取向上，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城市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在實踐路徑上，強調“共建共治共享”，既要求政府履行保障民生的責任，又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城市治理。最后，在評價標準上，確立“人民群眾滿意度”作為衡量城市工作成效的根本標準，實現評價主體從專家精英向普通市民的轉變。這種理論創新超越西方城市權理論的批判性局限，構建了具有建設性的城市發展范式；同時突破傳統民本思想的“為民做主”做派，確立人民的城市主體地位。

人民城市建設需平衡好四對關系

人民城市建設本質上是一場持續不斷的平衡藝術實踐，是在多元價值、多元利益、多元目標之間尋找動態平衡點的過程。在人民城市建設過程中，如何平衡好不同群體、不同價值、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關系，成為城市治理者和全社會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當前，人民城市建設尤其需要平衡好以下四對關系。

一是弱勢與優勢的關系，要構建包容共享的發展格局。在城市發展進程中，弱勢群體與優勢群體之間的張力日益凸顯。這種分化若不能得到有效彌合，將最終損害城市的整體活力與和諧穩定。

應對這一挑戰，關鍵在于構建更加包容和共享的城市發展機制。一方面，要著力補齊公共服務的短板，推動教育、醫療、住房等資源更加公平地配置。另一方面，也要暢通社會縱向流動渠道，讓每一個城市居民都能通過自身努力實現人生價值。

二是個體與全體的關系，要實現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創造的治理轉型。隨著社會發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滿足于作為城市發展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渴望成為城市建設的參與者和共創者。在這種情況下，個體訴求的多樣化如何與公共利益相協調？個性化表達如何不損害整體秩序？

應對這一挑戰，需要推動城市治理從“管理”向“治理”轉型，構建多元參與、協商共治的新格局。城市管理者應當積極搭建參與平臺、拓寬參與渠道，通過社區議事會、公眾咨詢、協同規劃等形式，讓市民的意見和創意能夠真正影響決策。同時，通過提供多元化、差異化的公共服務選項，滿足不同群體的合理需求。例如，在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中，既要有滿足老年人休閑需求的場所，也要有適合年輕人創意活動的空間；既要有保護個人隱私的隔離區域，也要有促進社區交往的開放場地。

三是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要在創新與傳承中塑造城市認同。中國正處于兩次現代化疊加的特殊時期。這種雙重轉型也給人民城市建設帶來了嚴峻挑戰：一方面，城市需要積極引入新技術、新產業、新生活方式，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城市又面臨著如何保護歷史文脈和地方特色，避免“千城一面”的認同危機。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保護好人民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如何讓城市發展既面向未來又不失人文溫度，成為當前人民城市建設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

面對這一挑戰，關鍵在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采取因地制宜的差異化策略。以城市更新為例，發達城市應重點關注人民群眾對文化認同和精神歸屬的深層需求，通過“有機更新”的方式，在現代化建設中注重保護歷史街區和傳統風貌。發展中城市則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現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注重保護地方特色。成功的城市更新應該是一種充分聽取市民意見、尊重居民生活方式的創新性傳承，既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復制，也不是對現代的盲目追隨。

四是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這是人民城市的雙重價值追求。人民城市的本質特征在于其人民性，這必然要求將公平正義作為城市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但強調公平并非否定效率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只有建立在效率基礎上的公平才是可持續的、真實的公平。城市資源的有限性要求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滿足部分群體需求與實現資源最優化配置之間找到平衡點？

人民城市的建設資金來自人民，也必須用之于人民，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必須具備成本意識和效率思維。例如，在保障性住房建設中，既要確保住房供給的公平分配，也要通過科學的規劃設計、合理的建設標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公共交通發展中，既要考慮偏遠地區的覆蓋性（公平），也要評估線路運營的可持續性（效率）。這種平衡不是簡單的折中主義，而是在深刻理解城市運行規律基礎上的精細化管理藝術。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同時提升公平與效率提供了新的可能，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工具，可以更加精準地識別需求、優化配置、提升服務質量。

人民城市建設的浙江實踐與未來發力點

近年來，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在人民城市建設中圍繞以上四對關系開展了系統性的創新實踐。在“弱勢與優勢”關系上，打造“普惠共享”的民生共同體。浙江通過制度創新推動普惠共享，例如深化山海協作升級版，推動優勢地區的產業、科技與山區海島縣精準對接；建立新市民積分共享機制，將社保、居住年限轉化為公共服務獲取權，避免城市內部二元分割。試點“共性+個性”的共富型政策工具箱，通過保障性租賃住房、普惠托育等服務覆蓋弱勢群體，讓城市化紅利惠及農業轉移人口和低收入群體。

在“個體與全體”關系上，構建“人民提案”的治理生態圈。依托數字化治理優勢，浙江創新性構建“平臺化+民主協商”的治理新模式。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腦”系統，通過“民呼我為”平臺收集市民訴求，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在全省推廣的未來社區建設中，普遍建立了“居民會客廳”等民主協商載體，如杭州繽紛未來社區借助“鄰聚里”會客廳，實現“大事共商、小事共議、實事共辦、難事共解”。

在“現代與傳統”關系上，探索“基因活化”的文化傳承范式。浙江創新性地實施文化基因解碼工程，系統梳理全省縣域文化元素并建立數字化資源庫，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融合。比如，紹興魯迅故里通過AR技術打造沉浸式戲劇街區，使傳統街區成為可體驗的現代文化消費場景；麗水松陽采用“針灸式微更新”策略，在保留古村落肌理的同時植入先鋒書店、非遺工坊等新功能。

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創新“績效導向”的資源配置模式。浙江積極探索以數字化和市場化手段優化資源配置的創新模式。例如，在全省域推廣的“浙里未來社區在線”數字化平臺，運用大數據精準畫像，為不同年齡結構、不同需求的社區智慧化配置托育、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實現從“被動供給”到“主動匹配”的轉變，顯著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服務的精準度。

浙江在人民城市建設上雖處于前列，但對照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接下來仍需在以下三個關鍵點上發力。一是在發展理念上，真正從“規模擴張”轉向“內涵式提升”，聚焦存量的精細化運營。以杭州軌道交通為例，應嚴格控制新線大規模擴張，防范財政壓力過度累積。重點轉向提升既有網絡服務效能：優化換乘接駁、完善無障礙設施、延長運營時間等，挖掘現有線路潛力，真正實現從“重建設”到“優服務”的轉變，讓市民出行更便捷、更舒心。

二是在核心目標上，緊緊圍繞“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六大維度構建一體化發展體系，統籌推進而非單點突破。尤其應以“韌性”筑牢安全底線，升級防洪排澇等生命線工程，構建從基礎設施到社區自救的全域防災體系。同時，兜牢民生底線，通過保障房供給、舊改新模式等降低居住成本，增強城市包容性與歸屬感，真正讓人民城市建設成果惠及全體市民。

三是在實現路徑上，堅決扭轉“政府主導、大包大攬”的傳統模式，真正落實“人民城市人民建”理念。要健全制度化的公眾參與渠道，全面推行社區規劃師、居民議事會等機制，保障市民在規劃、建設、管理全流程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同時，積極培育社會組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公益創投等方式，引導專業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微更新、養老服務、兒童托管等公共事務，構建多元共治、可持續的長效治理新格局。